《祀三公山碑》，全称《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》。汉安帝元初四年(公元110年)立，清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发现。共计10行，行14至23字不等，原石在河北元氏县，清翁方纲考为常山相冯君所立。此碑书体在篆隶之间，是东汉由篆向隶转换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品，吴的《天发神谶碑》与此碑书风相近。如梁启超所评：“观此碑则知吴之《天发神谶》并非创格，盖以隶势作篆合当如此也。因思琅琊、泰山刻石是否毛颖所书，尚属疑问，而李温一派俗所称铁线篆者，昔人或谓须烧秃笔锋作之，即未必尔然固伤矫揉矣。”
东汉《祀三公山碑》（局部）
《嵩山少室、开母庙二石阙铭》，汉安帝延光二年(公元123年)造，原石在河南省登封县。在嵩山石阙铭中，唯此二铭是篆书，其余皆为隶书。二铭书法当出于一人之手，是标准的汉篆，用笔雄浑，结体方正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·说分第六》中曾评曰：“……茂密浑劲莫如《少室》、《开母》，汉人篆碑只存二种，可谓希世之鸿宝，篆书之上仪也。”
东汉《少室石阙》（局部）
东汉《开母石阙》（局部）
《袁安、袁敞碑》，此二碑虽非同一时间所刻立，但书风相近，或为一人所书。《袁安碑》，汉和帝永元四年(公元92年)立，1929年重新发现于河南偃师，存10行，行15字。《袁敞碑》，汉安帝元初四年(公元110年)立，于1922年出土，上下有断缺，存10行，行5至9字不等。由于墓主身份较高，故碑文用篆书，刻工亦精。此二碑出土较晚，残蚀很少，用笔极清晰，起笔藏锋，行笔转折略带提按，收笔时见出锋，颇有篆书的写意趣味。此二碑可称是汉篆的典型作品，笔势遒劲，结体宽博，不同于秦小篆用笔的单一和结体的整齐划一。而且存字较多，是研究、学习汉篆的极好资料。
汉《袁安碑》（局部）
(2) 萧何题阙
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开国丞相，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卓有声名的贤相。他举荐了很多有用之才，并着力提拔任用，对汉王朝的建立和强盛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著名的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的故事，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，老幼妇孺口耳相传，更成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萧何的贤名虽知之者众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汉初一位享有盛名的书法家。
萧何写字有个习惯，喜欢把新毛笔用剪刀剪秃了来写，这样写出的篆书笔画圆匀，古朴浑厚而有韵味。有时萧何还喜欢在衣服上写字，给别人写也给自己写，这当中自然又别有一番玩乐之趣。当时萧何的篆书很有名，流传很广，争相模拟者不在少数，出于对他书法的尊重和喜爱，人们都把他写的独具一格的篆书称为“萧籀”。汉高祖刘邦对他的书名自然也是多有耳闻。
由于萧何德高望重，书法又很有名，所以汉初大多数宫殿上的匾额都是他亲笔书写的。这既是对他的尊崇，也是对他才华的肯定。汉初未央宫修成之后，汉高祖刘邦让萧何给苍龙、白虎二阙题字。萧何受命以后，并没有立即动手去写，而是凝神静思，反复揣摩了三个月。等到思考成熟、胸有成竹之后，才准备动笔。萧何为二阙题写名字的那天，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，整个京城都震动了，很多人都想一睹声名远扬的萧丞相亲笔题字的风采。当时观看他题字的人象潮水一样多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萧何运笔时，人们都被他的书法技艺惊呆了，等他最后一挥而就时，大家齐声喝彩，掌声雷动。要知这一挥而就里面包含了多么久的思索和多么艰辛的练习啊！
为什么萧何写几个字竟要思考三个月呢？这里面有个道理，即是“胸有成竹，意在笔先”。作为在书法上卓有成就而且有自己独特思考和理解的大家，萧何认为作书好比作战，不能轻易动笔。每当要写字的时候，就象打仗前要安营扎寨一样，需要稳思细审，把各个环节，尤其是转捩处的细节都考虑周详之后，才可以下笔。也就是说，千万不要轻易下笔，而要在心里多琢磨一下，用什么样的笔，写哪种书体，以及笔法、结构、章法等，都要有所考虑。做到这些，然后再下笔，就会笔随心转，笔到意到，写出来的作品就能行神兼俱，出神入化。
东汉《袁敞碑》（局部）
(3) 知识点：汉篆——篆隶结合的典型
汉代以后，篆书虽然不再是主导书体，不再像秦及秦以前那样占统治地位，但它作为中国文字和书法的最初形态，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。特别是在踞秦不远的汉代，篆书虽然没有秦以前那么辉煌，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但它的装饰性特点，却被人们所看重。在许多正式、庄重、高雅的场合，篆书即被作为标题字来使用，如汉、魏、唐以后的大量碑额文字，大多用篆书，显得庄重而优美。
汉代，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篆书，具有和秦以前不同的风格特征，改长为短，易圆为方，受到隶书的影响，字体造型改为以宽短见长，更突出了篆书的美术化和装饰意味，彻底改变了秦代所建立的小篆规范，使篆书从用笔到造型都得到了解放，更加自由率意，注重古文字书法的写意特点，为后世篆书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。
汉《张迁碑》碑额
西汉《砖铭》篆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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